Abstract
本文以“上篇”为基础，深入到郭沫若重庆时期的四大战国悲剧的构造内部，直面“时代精神”的戏剧“翻译”之中“必要的时代错误”。一方面把这些历史剧置于悲剧理论的问题谱系之中，另一方面又重视它们在中国战时思想文化论争中的特殊占位，认为郭沫若的戏剧“同化”和政治“疏泄”形成了一种历史体验和认知的模式。而戏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在重庆左翼的史学和戏剧的交织中，指向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悲剧性”的一种革命认知，尤其表现在郭沫若和侯外庐的同志间争论上，更贯穿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强调郭沫若的戏剧结构透露出一种“人民”的历史想象及其政治矛盾。历史认知脱离不了悲剧视野，而悲剧性体验又隐含于中国革命进程本身的历史感之中。于是，本文转向布莱希特《伽利略传》这样一部作为“悲剧的否弃”的史诗剧，寻找国际左翼文化中的另一个历史剧难题的参照。最终也涉及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在诗学和史学模式上的种种翻转、变化。从马克思到卢卡奇，从郭沫若到布莱希特，历史剧的问题关乎革命和革命危机的历史境遇，导向“现在”的历史化。历史剧代表了革命“现在”中的历史再现、想象和认识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本身也是这场危机的一部分，这一点，集中、剧烈而持续地体现在中国左翼文化的演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