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提出以下问题：如何理解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二十年的时间差？更确切地说，如何在革命世纪及其精神运动之中理解郭沫若对歌德态度的变化？如何理解郭沫若最终用“时代精神”的概念将歌德遗产（来自“漫长的十九世纪”）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短二十世纪”的重要部分）的寓意构造？文章在1930—1940年代的歌德阐释问题上，将郭沫若和卢卡奇、冯至加以比较，将他们的解读还原到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和人民民主斗争的文化政治之中。他们都内在于反法西斯的历史境遇，都以歌德遗产来回应现实，都隐藏着“时代精神”的“蜕变艰难”的话语痕迹。而郭沫若的歌德论在其中具有更明确的介入性。他的歌德“人民意识”论和“中国浮士德”论成为了五四新文化和人民解放战争之间的想象性中介。